弒母者的顛覆與挫敗──淺談寺山修司

談起寺山修司,總會想起他的代表作《死在田園》的結尾,那是主角回到家裡打算弒母的一幕。影片的敘事者跟寺山修司本人一樣,父親早死,而且都在拍攝電影。故事裡的「我」正在拍攝一部自傳電影,可是拍到一半,卻膠著了,無法再拍下去。於是他走進了自己的回憶,回到故鄉恐山,卻發現記憶原來充滿了謊言。他重遇少年時候的自己,並決定除掉母親,讓自己得以重生。《死在田園》的最後一句對白交代「我」的出生日期是「昭和 49 年 12 月 10 日」,籍貫是「東京都新宿區新宿字恐山」。寺山修司的確生於 12 月 10 日,可是昭和 49 年(即 1974 年)卻是《死在田園》拍成的一年;恐山也不在他居住的東京,而在本州北部的青森。他想借電影來重生的想法,其實已經說得十分明白。

寺山修司借角色來除掉母親,並非只為了通過象徵性的弒母來了斷母子間的恩仇,更重要的是爭取自立自主,反抗成年人世界的專制與權威。早在寺山修司的短片《番茄醬皇帝》中,影片一開始就出現了母親揮動藤條鞭打孩童屁股的畫面。這裡的母親其實是權力和建制的象徵。結果小孩群起反抗,向壓迫他們的成年人發動戰爭。小孩要打倒一切權威,以武力奪權,給毛澤東、馬克思、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人的頭像,以及警局門外都劃上交叉,要把既有的權威全部取消。這大概是寺山修司對 1960 年代「安保鬥爭」[1] 與「全共鬥」[2] 等群眾運動的回應。在寺山修司另一部實驗短片《審判》裡,就將矛頭指向父權。一根巨型的釘子,沉沉地壓在一名裸男的肩上。巨型釘子在影片中既有陽物崇拜的意味,也隱喻權力。然而對於裸男來說,它亦是個重擔。片中的女子於是拿起小釘,逐一打在巨型釘子上面,以此來進行顛覆。最後影片更邀請觀眾走到台上,把釘子打在布幕上,一起參與顛覆行動。

寺山修司經常使用時鐘的意象。在他的遺作《再見方舟》裡,時鐘是權力的象徵,能夠掌握時間的人,就擁有權力。在另一部早期短片《檻囚》裡,則有一名黑衣人被困於一個繪在地上的巨型時鐘裡。而在《死在田園》中,母親就意圖以牆上的古老掛鐘,把兒子囚禁在她的時間內。她一直不想兒子擁有自己的手錶,因為當兒子擁有手錶,就代表他不再需要依賴母親,可以與其他女性結合,並且可以脫離家庭,然後獨立。因此影片中的「我」打算出走,甚至萌生弒母的念頭,都可理解為對母親所代表的權威作出反叛。然而到了最後一幕,當成年的「我」回到過去,返回恐山的老家,拿著鐮刀,走到母親面前,卻只是坐下來,靜靜地跟母親對坐著吃飯。畫外音說,「我」怎樣也無法下手,即使在電影裡,也無法把母親殺死。他一心要改寫自己的歷史,從母親手上奪回自主權,卻徒勞無功。然後老家的牆壁突然塌下,後面竟然是繁囂的現代新宿街頭。過去的人物,忽然撞入現代的場景,想像、回憶與現實,一切已經變得夾纏不清了。

雖然這一幕跟今村昌平在《人間蒸發》裡一邊拍攝一邊把佈景拆掉的結尾有些相似,不過《死在田園》走得更遠,到了自我揭穿和自我批判的境地。修改過去,好讓自己擺脫束縛,是寺山修司影片的其中一個母題。他在短片《擦膠》中,就試圖刮掉畫面上的往事,擦去在戰爭中陣亡的父親,以及擦去母親的回憶。然而過去並不是鉛筆字,是不容易擦掉的。就像《上海異人娼館》或者短片《二頭女影之電影》中的人影,即使人走開了,影子依然留在牆上,如無法抹去的記憶,仍歷歷在目。《死在田園》裡的主角試圖通過弒母去改變過去,就以挫敗告終。《再見方舟》的最後一幕也是個魔咒。這個以《百年孤寂》為藍本的故事,結尾時描述一百年之後,角色的後人在故鄉重聚,一起拍大合照。可是照片拍出來,裡面的人卻是一百年前的先人模樣。人們努力掙脫過去的束縛,從陰影中走出來,走了一百年,可是依然無法逃逸,彷彿仍被困在一個巨型的時鐘裡。

(原刊於《月台》第九期)

註:
[1] 「安保鬥爭」是指 1960 年日本民眾反對政府改簽安保條約(美日共同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的社會運動。由於新的安保條約包括了日本需要向美國提供軍事基地等援助,因此觸發了多次大規模抗議示威,學生與工人組織甚至包圍國會,要求首相下台,卻始終無法阻止政府改簽安保條約。
[2] 「全共鬥」運動是指 1968 與 1969 年間由日本大學和東京大學學生所掀起席捲日本全國的學生運動浪潮。1968 年的東京大學事件中,左翼學生更佔據了校園,最後遭到警察的武力鎮壓。

圖 1:《死在田園》的母親意圖以牆上的古老掛鐘,把兒子囚禁在她的時間內。即使掛鐘壞了,她都拒絕讓人拿走修理。

圖 2:《死在田園》的兒子跟女性發生關係之後,腕上就多了一隻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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