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交錯

奇斯洛夫斯基的《十誡》（The Decalogue）是他為電視台拍攝的十集單元小故事，每集約一小時，以《聖經》裡的十誡條文為主題，說的則是現代人在道德上的抉擇與掙扎。奇斯洛夫斯基的《十誡》，對應的是天主教的十誡條文，因此沒有基督教「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這一條。十個小故事，多數時候都以同一個大型屋邨做背景。故事裡的醫生和病人家屬、大學教授、郵局小職員以及被他偷窺的女子等等，都住在同一個屋邨裡，看著同一片草地，走過同一條道路。「第五誡」犯了謀殺罪的少年，在犯案前，就曾經跟他未來的辯護律師在咖啡店裡擦身而過。「第八誡」的角色亦知道「第二誡」的故事。相識或不相識的，既遙遠又原來這麼接近。命運的細線，就如此這般交錯在一起。

「第一誡」的故事一開始，就出現了一個穿著厚大衣坐在雪地上生火的男人。這個神秘男子，在《十誡》的其他故事仍不時出現。他一直沉默不語，有時他是路人甲，有時在醫院裡工作，有時是電車司機，有時是工人，有時是學生，彷彿跟其他角色互不相干，又彷彿一直冷眼旁觀，或者在某些關鍵時刻，與主角打個照面。在「第五誡」的殺人故事裡，神秘男子望著計程車裡將要犯案的少年，似在向他搖頭示意，又似在暗自感嘆。「第九誡」的丈夫因為妻子偷情打算自殺的一刻，神秘男子也追上前去。神秘男子由波蘭演員 Artur Barciś 飾演。他就像守在眾人附近的天使，看著人間一個接一個或悲或喜的小故事，而他，總是默默無言。

微妙的聯繫

奇斯洛夫斯基在後來的《藍白紅三部曲》（Three Colours Trilogy）也採用了類似的手法：一個駝背的老婦拿著玻璃瓶，吃力地要把它丟進高高的回收筒裡。《藍》的 Juliette Binoche 閉上了眼睛，沒有看到那個老婦；《白》的 Zbigniew Zamachowski 看見了老婦，但無動於衷；《紅》的 Irène Jacob 則走上前，替老婦把玻璃瓶丟進回收筒裡。命運的交錯，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微妙聯繫，在《藍白紅三部曲》裡一再出現。三部影片的人物都走進了同一個法院裡，最後也巧合地登上了同一班遭到意外的輪船。

《兩生花》裡提到那個杜撰出來的作曲家 Van den Budenmayer，他的大名，其實早在《十誡》的「第九誡」中已經出現。《兩生花》某程度也是改寫自「第九誡」的其中一個小片段：女病人因為心臟有毛病，不得不放棄當女高音的夢想。而「第九誡」中關於愛人與第三者偷歡的情節、偷聽電話的情節，以及同一段 Zbigniew Preisner 的音樂，亦在日後的《紅》裡重複出現。

情誡、殺誡

《十誡》的十個小故事中，有兩個其後分別發展成個半小時的電影，那就是《情誡》（A Short Film About Love）和《殺誡》（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殺誡》基本上是「第五誡」的加長版。其中一個令我討厭《2046》的原因，是它一開頭就裝模作樣地濫用了《殺戒》的音樂。在《殺戒》裡，沒有完全清白的人。遇害的計程車司機，常有壞心眼的時候。也沒有絕對邪惡的人。殺人的少年並非冷酷無情，他一直惦記著意外中死去的年幼妹妹。少年殺了人，然後法律又殺了他。少年用繩索勒住計程車司機的頸，又用衣服蒙著他的頭；最後行刑的警察就蒙住少年的眼睛，把繩圈套在他頸上，把他吊死。奇斯洛夫斯基就這樣把平民百姓的殺人行為，與國家機器的殺人手段，並置起來，同時對暴力和死刑提出了控訴。

而《情誡》則對「第六誡」作了較大的改動，結尾也不一樣。奇斯洛夫斯基曾經說過，《情誡》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的敘事觀點。起初少男用望遠鏡窺看居住在對街大廈的女子，觀眾一直就通過他的觀點去看事情。然後他和那女子交往，受到了傷害，企圖自殺，敘事觀點就開始轉移到女子那邊，隨著她的視點去找尋失了蹤的少男。這一敘事觀點的轉變，令觀眾跟隨的，始終是苦苦追尋而受盡折磨的一方。

奇斯洛夫斯基沒有把偷窺的少男寫成變態色情狂，而是個多愁善感的孤獨少年。電影版加了一段少男與同住嬸嬸的對話。他從望遠鏡裡看到女主角獨自在屋裡哭泣，去問同住的嬸嬸：「人們為什麼哭呢？」嬸嬸回答那是因為人們感到被遺棄，或再承受不了生活，或是受了傷害。他再追問：「那我們可以怎樣呢？」嬸嬸卻說了一個故事：有一趟她兒子牙痛，卻拿起燒紅的熨斗壓在肩上。奇斯洛夫斯基在此寫出了人心的創傷。聽來好像不可思議，但人們就是會選擇以新傷掩蓋舊患，儘管最終招致遍體鱗傷。改寫後的《情誡》已不只是對應十誡中的「不可姦淫」，更是一個關於追尋和受傷害的故事。

「第六誡」的結尾是女子去郵局找少男，他就告訴她：「我以後都不會再窺看你了。」十分簡單直接。《情誡》沒有這一筆，結尾是女子通過少男的望遠鏡，看到從前的自己。結局是開放的，也似乎比較樂觀。套用奇斯洛夫斯基的說法：儘管我們知道什麼事都不會發生，但它看起來好像一切都還有可能。

波瀾的起伏

奇斯洛夫斯基早年拍的大都是紀錄片。由於當時政治上的封閉，很多波蘭人都願意到電影院看紀錄片，因為他們認為紀錄片能夠如實反映他們的生活經驗。1960 至 1970 年代，是波蘭政局頗為動盪不安的年代。1976 年六月，共黨政府大幅提高糧食價格，觸發全國大規模罷工示威，也是四年後團結工會冒起的先聲。奇斯洛夫斯基拍於 1976 年的首齣劇情長片《疤》( The Scar )，就出現了格旦斯克工人罷工的報章新聞。雖然奇斯洛夫斯基自認這部電影拍得差，劇本結構不夠嚴謹，《疤》卻回應了當時的局勢。（《疤》的故事設定在 1970 年，當年同樣因為政府提高糧食價格而觸發罷工，最後更導致血腥鎮壓和領導下台。電影可說是有借古諷今的意味。）影片臨近尾聲時，工廠廠長得知工人罷工的消息，站出來跟工人說：「我是和大家站在同一陣線的。」結果他被辭退了。但他幹了應做的事情，不用受到良心譴責，最後在家裡跟小外孫玩耍，自得其樂。

《疤》也隱晦地提到了 1956 年波蘭的政治風波。不計算電視劇的話，《影迷》（Camera Buff）是奇斯洛夫斯基的第二部劇情長片，拍於 1979 年，正是團結工會冒起的前夕。片中的業餘電影人，渴望把官方報導以外的真實一面拍攝出來，卻要面對來自官方的壓力。（奇斯洛夫斯基把他的好友兼同行贊努西也請來，在片中客串演回自己，跟虛構的角色討論拍攝紀錄片的事情。）至於 1984 年的《無休無止》（No End），則反映了團結工會被鎮壓，國家實施戒嚴之後波蘭人普遍的低落情緒。

1981 年的《盲打誤撞》（Blind Chance），有個非常特別的結構。一個人追火車，有三個可能性：一是追上了，於是成為了共黨的活躍分子，卻要被迫幹出埋沒良心的事情；二是沒追上，卻撞倒了警衛，被拉去坐牢，結果認識了反對派，成了反政府分子；三也是沒追上，卻碰上他的女同學，自此平步青雲，不涉足政治，和女同學結了婚，成了中產醫生，前途大片美好，然後卻遇上空難，死在半空。1981 年是團結工會取得短暫勝利的一年，奇斯洛夫斯基的影片卻是宿命和悲觀的。很多年以後由桂莉芙柏德露主演的《緣份兩面睇》（Sliding Doors）也用了幾乎相同的敘事形式，寫一個女子乘地鐵回家，趕得上還是沒趕上那一班車，因而生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結局。《緣份兩面睇》是輕巧的，《盲打誤撞》卻要沉重得多。

共黨下台之後，有人批評奇斯洛夫斯基的影片沒有對當前的政治發展有任何回應，他就反駁，說波蘭的政治已經無法引起他的興趣了。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團結工會的華里沙曾經是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執政後卻常常亂說話，成了大家取笑的對象。團結工會上台時，不少人曾寄予厚望，但奇斯洛夫斯基會說：「無論這股希望是被誰燃起的，是 1956 年和 1970 年的共產黨、1981 年的工人，還是 1990、1991 年的新政府，都沒有分別，每次我們都認清這股希望只不過是另一次的幻滅、另一個謊言、另一場夢，而非真正的希望。」

經歷過數十年起起伏伏的政治波瀾，奇斯洛夫斯基在他最後的日子裡，選擇進一步轉向思索人性的主題，去捕捉存在於人們內心裡某些難以言詮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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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兩生花

頭一次看到《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是在十多年前的電影節。然後在唱片店找到電影的 soundtrack，反覆聽著 Zbigniew Preisner 的音樂，像著了魔一樣。其中的 Van den Budenmayer Concerto，每每聽得汗毛直豎，總會想起戲中的 Weronika 唱到最高音的一刻，猝死在台上。及後才知道，電影裡提到的荷蘭作曲家 Van den Budenmayer，是個虛構人物。在一篇 Zbigniew Preisner 的訪問裡，他說奇斯洛夫斯基本來想用馬勒的音樂，但版權費太過昂貴，於是他仿傚馬勒的風格，作了一曲，並和奇斯洛夫斯基一起虛構了 Van den Budenmayer 這個名字，當成是古人的作品。

女主角 Irène Jacob 似乎要在奇斯洛夫斯基的鏡頭下，才散發出神采。見過她在其他電影裡的造型，都不及她在《兩生花》和《藍白紅三部曲之紅》裡那樣美麗。奇斯洛夫斯基懂得電影的魔法。鞋帶、心電圖、玻璃球、廣場上的示威，接通了兩個外表一樣但互不相識的心靈。一個猝然死去的時候，另一個莫名其妙的感到了哀傷。《兩生花》說的就是兩個女子的心靈感應：Weronika 與 Véronique，一個在天上，一個在人間。

早年我曾經買過《兩生花》的影帶，後來才知道是美國版。歐洲版（即一般放映的版本）拍到 Véronique 觸摸大樹就完了；美國版卻再加了一場，是 Véronique 下了車，上前跟父親擁抱。在《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一書裡，奇斯洛夫斯基曾經談及《兩生花》的不同版本。他這樣說：

結果《兩生花》有兩個版本，因為我替美國人拍了一個不同的版本。我們看見一個男人從一幢我們已經知道的房子裡走出來叫道：「薇若妮卡，外面冷，進來吧。」「爸！」薇若妮卡說完之後奔向他，並擁抱他。那是美國版的結局。顯然那是她的祖庴，你也知道那個男人是她的父親。我以前提過，美國人在看過前面的部分後，不能確定那就是她父親，或許那只是某個搬弄木材的男人，誰知道呢？那部片子在美國賣得很好，賺了不少錢 ── 當然是替製作人賺囉！

奇斯洛夫斯基大概擔心美國觀眾看不明白，所以添了蛇足。歐洲版始終比較意在言外，也應該更接近導演的原意吧。

運氣

Woody Allen 離開了他熟悉的紐約，踏足對岸的倫敦，拍成了《迷失決勝分》（Match Point）。電影開場不久，年青網球教練 Chris Wilton 躺在床上，讀著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他讀了一會，沒有再看下去，轉而閱讀有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導讀。因此他在未來外父眼中，是個談起杜斯妥也夫斯基，說得頭頭是道的小子。《罪與罰》這部小說對 Chris 而言，只是攀上社會上層的一項工具。他在情婦 Nola Rice 對他的名譽地位構成威脅時，亦模仿了《罪與罰》主角連殺兩人的情節，在幹掉 Nola 之前，先殺死鄰居老婦，再假裝成劫殺案一樣。Chris 本來就是個寂寂無聞的網球教練，因為娶了富家小姐，得到外父的眷顧，在大企業當要職，住一所可以俯覽泰晤士河的房子，找到了躋身上流社會的捷徑。就連犯案後被警探傳召問話，也因為他的社會地位，得到相當客氣的對待。

這類窮小子不惜一切向上爬的故事，其實老掉牙了。Woody Allen 勝在拍得不落俗套。描寫 Chris 開槍殺人時，沒有你死我活的咬牙切齒，卻強調了他的笨手笨腳。當他殺人後乘車離去，雙手仍在不停發抖。謀殺計劃儘管有漏洞，Chris 卻始終逍遙法外，他的運氣似乎一直不錯。犯案以後，他把老婦的指環擲到河裡。指環像球一樣劃過空中，落在河邊的圍欄上，卻反彈跌在路邊。電影一開頭，Chris 曾經說過：「球賽中，當球打到網頂上，如果運氣好，球移向前，落在對手一方，就取勝；否則，就輸了。」如果指環是球賽中打出的球，他就輸定了。可是正因為指環沒有掉入河中，陰差陽錯，被一名癮君子撿到了，那人於是就當了 Chris 的代罪羊，令警探不再追查下去。這是電影吊詭的地方。Chris 這一擲，儘管沒有擲到目的地，卻憑著運氣，避過了警方的耳目，化險為夷。然而此刻論勝負，其實言之尚早。

階級

Chris 起初之所以搭上 Nola，除了肉體上的吸引力之外，很大程度是由於他們二人都來自相近的社會階層。他們初相識時，Chris 剛開始跟富家子 Tom Hewett 的妹妹 Chloe 約會，而 Nola 則是 Tom 的女友。當 Chris 正在迎合 Chloe 的父母，努力要成為那個階層的成員時，Nola 卻拒絕了賢妻良母的角色，一心想要當舞台演員，而不是扮演名門望族的理想媳婦。因此 Tom 的母親對她百般挑剔，相反，Chris 則得到了祝福。而富家子 Tom 其實只在乎 Nola 的肉體，當她懷了孩子就乾脆叫她打掉。他不過把她當成玩偶，玩厭了就索性把她甩掉。電影裡的兩場婚禮，結果都與 Nola 無關。Chris 的乖順則讓他成功進入豪門。說得難聽一點，應該是 Chloe 的父親把他買下來當女婿。但 Chloe 婚後一直關心的，就幾乎只是傳宗接代的事情。床笫之事，漸漸變得與性無關，結婚就像是為了借種產子似的。Chloe 在乎的，也是 Chris 的身體。彷彿上層社會都在借助下層的身體去維持其活力。

當 Chris 正式成為了上流社會的一分子，在 Tate Modern 重遇 Nola 後，就輪到他取代從前 Tom 的位置，逐步把 Nola 當成玩偶。到她再度懷孕，這一次她不肯就範了。Chris 就拿著外父的獵槍，模仿野外打獵的有閒階級，一槍把獵物打死。這次被打死的，是 Nola。這個母親酗酒、姊姊吸毒的美國女孩，始終逃不過成為獵物的命運。從頭到尾，她都是故事的受害者。用來殺人的獵槍，來自慣於獵殺的上流社會，事後就若無其事的，回到豪門大宅之內。至於那個臨死前拾到指環的癮君子，屬於社會的最下層，因此鹵莽的警探，樂於將 Chris 的罪行，全推到他身上去。

罪與罰

十七年前，Woody Allen 在《歡情太暫》（Crimes and Misdemeanors）裡亦寫過類似的故事。主角 Judah 是個知名眼科醫生，遭到情婦威逼，無計可施之下，買兇把情婦殺了。之後他的良心受到折磨，覺得好像被上帝的眼睛緊緊盯著一樣。然後一天，他一覺醒來，看到身邊一切依然美好，於是心底裡的恐懼就一下子消失了。他相信只要他把犯罪的秘密藏起來，就可以回復平常，繼續享受特權階級的生活。他有一個患了眼疾的病人，是個猶太教士，一直規勸他依循正途解決問題，但這個病人最後失明了。Woody Allen 似乎暗示道德的崩壞，世人都被丟棄在一片冷酷無情的漆黑中。

Woody Allen 在《歡情太暫》裡提出了一個問題：犯了謀殺罪的人，真的可以沒事人一樣嗎？在《迷失決勝分》裡，這個問題再次出現。Woody Allen 在電影音樂方面，用上了不少歌劇片段，其中的歌劇《麥克白》（Macbeth）選段，也是一個有關殺人的故事。麥克白為了一己野心，弒君篡位，又派人殺了自己的同僚。他在盛宴上看到被殺同僚的鬼魂，幾乎陷於瘋狂，最後更是眾叛親離，死在復仇者的劍下。

《迷失決勝分》的 Chris，也像麥克白一樣，行兇後驚慌失措，又在事後看到死者的冤魂。他跟死者說：若他被捕了，他倒不害怕，反而感到安慰，因為這證明公道尚存。但他始終沒有被捕。當 Chloe 誕下孩子，一家人圍在客廳裡喜氣洋洋的時候，他獨自望向窗外，縱使脫了身卻不逍遙。他心知肚明，在他背後，是一個以社會上層為核心的三代同堂，他不過是依附其上的寄生蟲，一不小心就會摔下來。因此他得繼續當心抓緊宿主。他的處境比 Judah 要複雜得多。Judah 本來就屬於既得利益階層，要把人殺死，只需付錢，根本不用自己動手，儘管殺了人，血都不會濺到自己身上。而 Chris 卻要雙手沾血。他為上層社會生了下一代，卻同時親手把自己與情婦的孩子（那個他原來所屬階級的下一代）殺死了。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除了罪，還有後面的懲罰和救贖。Chris 重演了《罪與罰》的殺人情節。他的「運氣」，卻讓他犯「罪」後逃過了「罰」，亦因此，錯過了救贖的機會。

如果這是一場球賽，那麼這一局，Chris 贏了急於破案的警察，卻把自己整個人輸掉。他是否能夠像《歡情太暫》的 Judah 那樣，忽然一天甩開了罪惡感的纏繞，抑或像麥克白那樣，終於把自己毀掉，就不得而知了。

（原刊於《月台》第五期）

由一開始華盛頓偷偷斬了半隻雞、持械匪徒在國際金融中心內脅持人質，到最後天台上吃火鍋的畫面，《春田花花同學會》幾乎一直都在談「食」。或者，準確一點，是「搵食」。謝立文曾經藉著《菠蘿油王子》思考香港的本土身份，《春田花花同學會》則收窄了範圍，集中寫「搵食」的眾生相。其實自《麥兜故事》的「快餐常餐特餐」（想要吃一頓，結果卻什麼都吃不到），到《菠蘿油王子》中的變奏（求求其其有些肉有些菜……撐得懵口懵面就趕回去返工返學返廠返寫字樓），謝立文都寫到了「搵食」的無奈。幼稚園老師 Miss Chan 教導同學們長大後要做社會棟樑。但現實裡的社會棟樑，其實都是在「搵食」。同學長大了，滿街都是披著畢業袍的大學生，第一時間就是要搶先去「搵食」。

有人埋單，有人入席。正當「搵到食」的社會棟樑在火鍋酒家裡大魚大肉，一大群畢業生就在外面等候加入「搵食」的行列。戲中無論辦公室小職員、交響樂團成員、琴行售貨員、警察、劫匪，都不過在「搵餐晏仔」。《春田花花同學會》不斷調侃香港人的「搵食」百態。有的在演出排練時偷偷吃飯，有的賣琴不忘臘腸，有的在辦公室偷偷煎蛋，或者開會期間元神出竅下樓買東西吃。尤有甚者，是在盲目地混日子，像鄭中基飾演的「壞腦」職員，變成失憶「凶心人」，上班不用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每天就如行屍走肉般跟隨別人上班，又跟隨別人下班回家，漸漸變得面目模糊。但當中仍有一絲安慰，讓人回復獨一無二。「壞腦」職員人生中最最轟烈的一刻，就是回家後妻子跟他說的一句：讓我再選一萬次，我都會選擇你。

「搵食」以外，謝立文透過阿 May 向麥兜提到了做人的「本質」，卻立即被麥兜扯到了自己的下體，繼而變成了傳宗接代的問題。電影亦不時扯到「搵食」之後的排泄。序幕的廁所 gag，看來無無謂謂，但也可以是《菠蘿油王子》裡面麥兜的「印腳」，是相信小孩子會有成年人意想不到的驚人力量，可以為沉悶的社會常規打開缺口。

編導在《春田花花同學會》裡諧仿了好些港產電影，像《暗戰》裡許紹雄的形象、《大事件》的警察派飯盒場面、《無間道》的摩斯密碼、《阿飛正傳》的一分鐘等等。而找來杜可風演燒味店老闆，與梁洛施談論齋鹵味，則相信是監製陳可辛的一次自我對應（杜可風在《甜蜜蜜》中的角色，就叫「齋鹵味」）。

早在趙良駿拍攝《金雞》時，片尾曲《噢！金雞》已是脫胎自《麥兜故事》裡的《噢！聖誕樹》。今次由趙良駿執導《春田花花同學會》，就把《金雞》式的誇張帶入麥兜的世界裡。然而謝立文式的重複和慢半拍的節奏，由真人來演繹，卻難免有點尷尬。

謝立文曾經在一篇訪問裡說過：「不喜歡自己的作品被人以一種解釋譬喻的方法閱讀……不喜歡作品成為政治表態的工具」（見湯禎兆的〈在晴朗的一天，謝立文請我食菠蘿油……〉）。但當聽到幼稚園校長在說「在這接近五十年，未夠五十年間，本校已為社會培養了好多棟樑」時，我仍不禁想：為什麼是五十年？跟香港的五十年不變有沒有關聯？尾段黃秋生那條船沉沒了，是否影射九七後的香港？船長割股肉供乘客充饑，又是否有所寄寓？

片尾本可血肉橫飛的警匪槍戰，因為周筆暢帶頭唱了春田花花幼稚園的校歌，最後演變成小孩子的打仗遊戲。謝立文在這裡使出的魔法是：表面上大家活在成人世界，骨子裡仍是幼稚園的學生，都是這個「搵食」社會的好同學，儘管站在不同崗位，或有利害矛盾，仍幻想著有天大家聚首一堂，到天台吃火鍋去。然後天上綻放煙花，春田花花幼稚園的校慶，就成了我們整個城市的校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