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左岸派」的艾麗絲‧華妲 ( Agnès Varda )，被一些影評人譽為「法國新浪潮之母」，或稱「新浪潮的祖母」，可是她的作品卻常常被人遺忘。她之所以有這個稱號，大概是因為當大部分法國新浪潮導演仍在拍攝短片或者紀錄片的時候，她已經率先開拍劇情長片。1954 年，她自編自導了她的第一部作品《短角》( La Pointe Courte )。當時她對電影這個媒介所知不多，完全沒有拍攝電影的經驗，也不知道怎樣指導演員演出角色，卻憑著一股熱情，向家人籌集資金，並邀請演員與工作人員合資，以獨立製作的模式把電影完成。《短角》混合了紀錄片的拍攝方式與劇情片的戲劇元素。這部影片的面世，間接啟發了杜魯福和高達等《電影筆記》影評人拿起攝影機去拍電影，而負責替她剪接《短角》的阿倫‧雷奈亦坦言這部電影的敘事結構，對他日後拍攝《廣島之戀》( Hiroshima Mon Amour ) 有著莫大的影響。

華妲的作品中，最多人談論的一部，是她拍於 1961 年的《琪珂的兩小時》( Cléo from 5 to 7 )。故事主要描述女歌星琪珂在巴黎塞納河兩岸漫遊的兩小時裡，從自戀到自覺的過程。電影開始的時候，琪珂把自己打扮得像個洋娃娃，經常引來途人的注目。她因為感到不適，擔心自己患了胃癌，就去醫院做檢查，還未等到報告，心裡忐忑，於是去問卜。她迷信塔羅牌中的凶兆，感到沮喪極了。她在巴黎街頭的店舖裡不停照鏡子，眼裡只有自己，堅信「只要擁有美貌，自己就仍然活著」。直到她跟作曲家見面的一幕，她突然驚覺到自己不過是站在台前的傀儡而已，於是摘下假髮，穿一身黑衣，不再計較自己的外貌，獨自跑到街上去蹓躂。就是這個轉捩點，她漸漸關心到外面的世界，開始對其他人的事情感到興趣，令她由一個被人觀看，讓別人投射慾望的對象，慢慢變成了觀察別人的主體。然後她跟一個從阿爾及利亞戰場上休假回國的士兵搭訕，並交上了朋友。到了影片的尾聲，她得知自己的病原來並無大礙，而她亦放下了起初的自戀，逐漸得到去愛別人的力量。

很多人都把《琪珂的兩小時》視為一部女性主義作品。華妲故意在電影中加入了十三個段落標題，每個標題都附上時間，譬如「5:05 至 5:08」之類，彷彿在提醒觀眾，女主角琪珂由五時到七時這兩小時的經歷裡，時間不斷流逝，這正好呼應了她在等待檢驗結果時的焦灼心情。她之所以跟那位休假士兵如此投契，是因為二人都面對著死亡的威脅：一個是對癌病的恐懼，一個是戰死沙場的危險。電影的標題數到「6:30」就停了，在這最後一段裡，她明白到自己真正害怕的不是患病，而是自我的消亡。她終於感到釋然，可以不再受著時間束縛，不再受限於傳統觀念加諸女性身上的桎梏，可以跟她的士兵朋友說：我們還有時間。

《琪珂的兩小時》裡頭有一段戲中戲，講述琪珂的朋友帶她去看默片，客串飾演默片主角的，正是高達和他當時的妻子 Anna Karina。而粉墨登場飾演作曲家一角的，就是負責電影配樂的 Michel Legrand。電影中有些描述琪珂遊車河的段落，汽車穿越了當年左岸與右岸的大街小巷。在華妲的鏡頭下，巴黎亦成了電影的主角之一。

完成《琪珂的兩小時》後，華妲仍不斷有作品面世，譬如 1964 年的《幸福》( Le Bonheur )。1976 年，華妲拍了《一個唱，一個不唱》( L’une chante, l’autre pas )，描寫兩個女子 Suzanne 和 Pomme 跨越十多年的友情。Pomme 嚮往自由，喜歡唱歌，立志要以此為業；Suzanne 是個未婚媽媽，帶著兩個小孩，後來當了婦女組織的社工。電影呈現了六、七十年代法國女性解放運動中，兩個性格迥異的女子所要面對的艱難與抉擇。1985 年的《天涯是我家》( Vagabond )，則為華妲贏得不少獎項，電影從一名少女倒斃荒野的鏡頭開始，然後通過其他人的憶述，倒敘她生前數星期過著的流浪生涯，以及其間受到的傷害。

華妲在拍電影之前，曾當過舞台劇的劇照攝影師，亦做過攝影記者。據說她年輕時候的志願是當博物館館長。她在 1962 年與另一位新浪潮導演積葵‧丹美 ( Jacques Demy ) 結婚。他們這對夫妻，有點顛覆了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格局，作家邁克曾經這樣形容他倆：「丹美有點靦腆地站著，斯斯文文陪著笑，很少說話。他們這一對，一直由華妲當發言人，事無大小都由她指揮。」華妲與丹美的兒子 Mathieu Demy 長大後當了演員，拍過的電影包括與 Virginie Ledoyen 合演的《完美情郎》( Jeanne and the Perfect Guy )。此片水準只屬一般，但當中穿插的多段歌舞，難免會令一些觀眾想起丹美的名作《秋水伊人》和《柳媚花嬌》。1990 年丹美病逝，華妲在他病重的時候已開始為他拍攝紀錄片《童年拾趣》( Jacquot de Nantes )，其後亦拍了另外兩部關於亡夫的紀錄片，分別是《柳媚花嬌廿五年》( The Young Girls Turned 25 ) 和《丹美的世界》( The World of Jacques Demy )。

1994 年，華妲為了記念電影誕生一百周年，拍了一部叫《一百零一夜》( One Hundred and One Nights ) 的電影，可是並不叫好。2000 年，她拍了一齣紀錄片，叫《同是天涯拾荒客》( The Gleaners and I )，則大受好評。很多觀眾看過這電影後，深受感動，更紛紛給她寫信和寄上禮物。《同是天涯拾荒客》由米勒的一幅著名油畫「拾穗者」開始。從前的人在收割之後俯身撿拾地上的麥穗，華妲就拿起影碼攝錄機，走訪各式各樣的現代「拾穗者」，有的到農地撿拾收割過後遺下的農作物，有的到市場撿拾被商販丟棄的食物，有些是無家可歸的露宿者，有些是抗拒消費主義反對浪費的小市民，有的在垃圾堆中尋寶，也有的利用廢物來進行藝術創作。華妲自己亦加入「拾穗」的行列，自比是以攝影機撿拾影像的「拾荒客」。她穿梭於那些可能被人忽略的角落裡，記錄了人們如何在他人視為廢物的東西中，發掘到有用的、有趣的，乃至珍貴的事物。

2002 年，華妲再遊舊地，重訪兩年前拍攝《同是天涯拾荒客》時遇過的人，並跟一些寫信給她的觀眾見面，拍成了《同是天涯拾荒客》的續集 ( The Gleaners and I, Two Years Later )。兩集《同是天涯拾荒客》的感人處，在於華妲並非冷冷的站在一旁做訪問，她沒有預先為別人設定答案，而是如她所說的，設法取得受訪者的信任，聆聽他們，跟他們交談，並且拍攝他們。電影不僅對社會問題作出批判，亦帶著一份對人的關懷與尊重，展現出人性中的美善。

她還在電影中拍下了自己斑白的髮絲與垂老的手。當死亡陰影越來越迫近的時候，她仍不慌不忙，就像四十多年前她鏡頭下的琪珂那樣，彷彿以那份關注周遭的熱情來告訴觀眾：我們還有時間。

2005 年 2 月